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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曉河(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落實四中全會精神,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日期:2019-11-16

學習《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我有三點體會,第一點,《決定》對70年來中國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的體制進行了全面系統總結,第二點,《決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做了全面的最新概括,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十三方面的顯著優勢。第三點,《決定》在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13項制度中,分別提出了今后必須堅持和鞏固的根本點、完善和發展的方向,并做出了工作部署。

作為經濟工作者,我認真學習了“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部分后,有以下感想。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最新概括

《決定》將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概括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提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首次提出三項制度并存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點、完善和發展的方向上,《決定》首先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的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的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這是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制制度的傳承和發揚,兩個毫不動搖再次表明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在法律都可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并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其次,《決定》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多勞多得,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顯然,《決定》在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中,強調增加勞動者勞動報酬,同時,《決定》首次把“數據”定義為生產要素,并參與收入分配。還有,《決定》首次提出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捐贈等慈善事業在分配中的積極作用。這些都是重大政策制度創新。

第三個,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圍繞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把重點放在了公平競爭制度、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生產許可制度、破產制度四個方面。同時還提出了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的三個“基礎”,就是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優化經濟治理基礎數據庫等。

二、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重點   

從三個并存看,由于我國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還在許多方面需要不斷改革和完善。先從所有制結構上看,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其中一條經驗就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沒有這個法寶,中國經濟發展不會取得今天的矚目成就。1980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控股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高達75.97%,私營、集體、外資和港澳臺資企業占比24.03%,到2018年,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到27.13%,私營、集體、外資和港澳臺資企業占比上升到72.87%,就是說我國工業由小變大主要是推行所有制多元化帶來的。國民經濟其他領域幾乎與工業一樣,所有制多元化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今后,工業要由大變強,國民經濟走向全面現代化,仍然要依靠所有制的多元化。

今后,強調公有經濟是主體,應該是把重點放在國民經濟關鍵領域、主要環節,抓好國有經濟的發展,共同發展應該是把重點放在讓民營經濟在競爭性領域更好更快地發展。

目前,國企改革關鍵目標有兩個,第一個是國有企業怎么才能做到從管運營、管“一切”轉向管資本為主,另一個是怎樣才能讓國企成為具有競爭中性的企業。

國有企業不是規模問題,是怎么解決強的問題。我國的國有企業進入領域太寬、太廣,向競爭性領域延伸的戰線太長。并且,令人擔憂的是,國有經濟利用收購、投資控股等方式,還在競爭性領域進一步擴張,民營經濟發展空間有進一步縮小的趨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國有企業經營權不充分,市場獨立性不夠。一個真正的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應有生產要素(勞動、資本、土地、資金等)的自主配置權、產品自由交換權和收益分配權等。可是,經過40年改革開放,國有企業仍然面臨著國資委管運營決策,組織部門管干部人事、勞動部門管工資分配(限總額和限年薪),宣傳部門管學習等。好多地方政府把國有企業當成了機關事業單位去管。因此,在向全面現代化邁進過程中,國有企業又面臨著新的“放權讓利”問題。

當前,民營經濟也存在問題,大多數都擁擠在中低端,由于缺乏高端資本,在高端產業僅進入不足,同時壟斷領域的諸多“玻璃門”“彈簧門”進不去。另一個問題是,民營經濟的隱形歧視非常多,存在著一些說不出來或者看不見的歧視,使得其營商環境較差。盡管國家營商環境改善了,但是民營經濟的營商環境還有待改善,比如審批制、許可發放、信貸獲取、稅費負擔、財產保護等都限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

更有令民營企業信心不足的是,有些個別人特別是知名人士大喊民營經濟完成歷史使命,要對其進行改造。在中國從中高收入向高收入階段邁進過程中,我們需要還是不需要民營經濟?牽扯到一個理論問題。當前民營經濟遇到了三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一,與國有經濟比在法律不平等;第二,政策不公平;第三,理論上儲備不夠。對民營經濟的研究理論儲備不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民營經濟的地位到底怎么確定?

三、收益分配制度改革還在路上

再從收益分配上看,現在從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來看,改革開放40年來,老百姓的收入確實提高了不少。1978年到2018年,按可比口徑,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分別增長了24.3倍、18.5倍。但現在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現有的分配結構到底是合理還是不合理?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收入分配在結果上體現的是勞動方分配獲得偏弱,體現在資本方分配獲得偏強。舉個實例,2000年到2018年,按可變價格計算,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收入再加上它的基金性收入增長了19.3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14.1倍;但城鄉居民收入分別增長了5.3和5.49倍。以上屬于初次分配范疇。在各級政府獲得收入增加以后,除了維持公共運營以外,各級政府都把大量資金用在了大搞公共投資方面,而用在居民增加居民福利和社會保障方面明顯不足。僅20年來,我國路水電氣網房、機場、橋梁、港口、碼頭建設如此之快并頗具現代化,都與國民收入分配有關。按道理這種投資方向沒有錯,但是相對于勞動者的收入分配方面,各級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增長就明顯塊了。前幾年,一些地方超越發展階段大搞地標建筑,超豪華工程,這些投資拉動的鋼鐵、水泥、電解鋁、機械設施,到頭了還是有利于資本。企業獲得那部分收入也主要用于生產投資。而同期內,勞動者收入增長相對較慢,當然不利于擴大消費了。  

這里,我沒有計算服務業領域,可以相信金融領域、信息領域的收入獲得份額可能更高。我們的分配向投資方向偏斜。對下一步創建強大國內市場帶來了挑戰。

今后,我們怎么樣才能讓勞動者分配更充分,收入增長相對快一點。作者并不想建立象北歐那樣的福利社會,但是起碼達到一個應有標準,讓大多數中低收入人群能消除后顧之憂。這樣才能體現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在分配上的優越性。

說到這里,就有另外一個問題引出來,2020年絕對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了。但是,我們又遇到新的貧困挑戰,一是相對貧困問題擺在了政府眼前;二是中國絕對貧困標準是低于世行標準,我國貧困標準是以2010年農民人均年收入在2300塊錢以下,相當于現價3300塊錢,按照美元是500多美元,人均每天不到1.5美元,世行極貧困人口標準是1.9美元,另外世界銀行還對貧困人口建立了補充性標準,規定每人每天生活費低于3.2美元的是中等偏低收入貧困線,每人每天生活費低于5.5美元的是中等偏高收入貧困線。新時期,中國要向全面現代化邁進,經濟發展達到發達國家的中等水平,無論按世行哪一條貧困線標準計算,我們都將面臨新的反貧困任務。

四、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法制

最后,從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看。按照經濟學分析,市場經濟可分兩類,一類是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像大多數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模式。一類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從日本和韓國看,日本和韓國當年從低收入向中高等收入階段邁進時,主要是政府主導市場經濟。后來,日本在70年代中期、韓國在90年代初期,當它們從投資導向向消費主導轉型過程中,都經歷了一個政府不斷減少對市場的干預,賦予企業更充分的市場權力,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的邊界越來越向后退,即所謂加強市場在資源中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現在我們面臨一個難題,政府發揮的積極作用邊界在哪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在資源配置中到底有什么積極作用?盡管文件一再說資源配置中市場要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起積極作用,在實際操作中決定性作用和積極性作用怎么分,兩者作用如何協調?

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決定性”三個字意味著市場在調節供求關系中具有絕對性地位,在資源配置、價格決定、產品交換中起主導作用。相反,政府作用是非主導性的和從屬的,在市場失靈部分政府起主動、主導作用,以彌補市場的不足。

目前,我國在諸多壟斷領域市場都難以發揮必要作用,即使在競爭性領域也有部分領域起不到決定性作用。今后,科學合理協調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是完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所在。

下一步,在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里,還要繼續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要適當降低對市場的干預強度,收縮干預邊界,讓市場真正起到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強市場公共物品的供給。

另一個建議是加強法治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法制,一個沒有法治約束的市場肯定是無序的。法治首先是約束政府,用法律界定政府邊界,約束政府的行為。其次才是約束經濟人。

在法治建設中,要保障國有、民營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同時,繼續改善企業的營商環境,減少審批和行政許可發放,進一步減輕稅費,放松壟斷。另外,一定要從法律上保障中等收入群體有財產安全感,身份地位要有尊嚴感。下一步,我國要向高收入國家邁進,此時一定要通過多種措施讓中低收入群體變成中產群體。中央曾提出我國目前有中產2億多人,下一步按照標準達到高收入國家中等水平,至少需要有6億中產。這么大的培養任務,我們需要全面系統的政策和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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